“非介入”的记录

　　离5月12日14:28这个时刻，已经过去20天了。

　　那些惨痛、壮烈、悲情的文字，声音，图片，影像，是我们这些身在灾区以外的人可以感知这场巨大灾难的唯一途径。我们震惊，流泪，哀悼；我们感动，钦佩，崇敬；我们捐钱，赠物，献血，恨不能亲自加入志愿者的队伍。

　　面对中国经历的这个巨大的自然灾难，我们的媒体新闻报道似乎以前所未有的能量，在发挥着它的积极作用。二十天中，来自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捐赠款物已超过了400亿元，而从四面八方赶到灾区救援的志愿者也已达到了15万多名。这些举世瞩目的大新闻，又将更大地鼓舞人们救灾的士气。一场汶川大地震，唤醒了中国的公民精神。我们看到，无所不在的新闻媒体（尤其是现在我们有了更加时效、透明的网络），对我们的道德感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力。


　　看着那些惨烈的灾难现场的报道，我不由得对记者这一职业油升敬意。比起那些正在实施救援的人们，他们要面临的不仅是一个职业的困境，更是一个道德的困境。他们的职业要求他们只能做一个“非介入”者，因为“介入者不可能记录；而记录者又不可能介入”（苏珊·桑塔格）。

　　当遍地瓦砾的灾区开始弥漫着尸体的异味，已经竭尽全力的救援者，可能已经几十个小时没有休息，却眼睁睁看着大量的灾民伤残和死去。面临如此残酷死亡的同时，还要承受无能为力的内疚感和绝望感，这该需要怎样的勇气和坚韧的力量？！而记者却要在这种情形下，在自己的照相机或摄像机后面，观察和记录他人的痛苦和不幸；对于那些普通人根本不忍目睹的现实，他们却要以“铁石心肠”来“安之若素”。这真是难以承受的职业和道德的双重困惑。我就在一个记者的博客帖子里看到他在现场发给同学的短信：“真不想做这个劳什子采访了，想加入志愿者的队伍。”他还在文中说到，“文字记者采访灾难，更大的辛苦可能还不在采访，在于写作——那是一种心理折磨。”“只能坚持，只能用血肉之躯坚持”——正如这位记者的朋友对同行所说的。

　　想想从前的唐山大地震，三十多年前的意识形态没能为真实的报道留下空间，而今日媒体的时效和透明已足以令人欣慰。从这一方面来说，今天的记者又是幸运的，他们可以把照片和文字展现出来（或许也不是完全的展现），尽可能地发挥他们职业的力量。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又是谁在努力提醒我们：接下来更为漫长的灾区重建过程，我们要做的将会更多。

200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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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

　　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探讨的有关摄影与良知、艺术的问题，既涉及美学，又涉及道德，总是令我感触良多，甚至感到震动。从下面这段有关意识形态影响道德立场，进而影响图片新闻报道的文字，我们对这位作家的良知也可略见一斑。

　　1972年占据了世界上大多数报章头版位置的照片——一个赤身露体，刚被美国凝固汽油弹喷烧的南越儿童沿着公路跑向照相机。她张开双臂，痛得放声尖叫——在激起公众对战争的反感方面，很可能比一百小时的电视广播的暴行起作用得多。【茗禅注：这张名为《火从天降》的照片，曾获普利策新闻摄影奖，被认为“加速了越战的结束”。】

　　人们可能会认为，如果美国公众看到了照片，证明了战争给朝鲜带来的蹂躏，他们不可能对朝鲜战争持如此一致的默许态度。那场战争在某些方面比起十多年后加诸越南的生态灭绝和种族灭绝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这种推测就不足为据了。公众当时看不到这种照片，是因为意识形态也没有为这种照片留下空间。没有人像菲利克斯·格林 (Felix Greene)和马克·里布(Marc Riboud)带回来河内的照片那样，从平壤带回日常生活的照片来表明敌人也有一张人脸。美国人确实接触到了越南人遭灾受难的照片(这些照片有许多是来自军队，而且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目的而拍摄的)，因为新闻记者们在艰难地尝试做这些事时，感受到了有人在支持他们获取这些照片，那次战争已经被绝大多数人认定为野蛮的殖民地战争。朝鲜战争则被认作另一种理解——被作为自由世界抗击苏联和中国的正义之争。有了这样的特性，证明法力无边的美国火力很残酷的照片便会是不识时务的了。
　　　　　　　　　　　　　　　　　——苏珊·桑塔格《论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