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一本书去曾氏故里(一)

带一本书去曾氏故里(一)

15-01-02 14:03:03, 分类: 远游无处不销魂
              带一本书去曾氏故里

            一、白玉堂:寓深雄于静穆之中

  这里,静谧得令人心神恍惚。刚刚收割过的麦田,犹如秋色中提炼出的一团浓墨,缓缓地渗晕开来,渐渐地覆盖住所有深黄的底色。大地似乎就要这样沉沉地睡去,唯有“碧浪”收割机兀自立着,仿佛在看护着这一片静寂。偶尔的鸡鸣,清脆而嘹亮,它令我回过神来:原来这里真是一个有人烟的村子!

  在这一片深浓的秋色中,真正能制伏秋色的,依然是人烟,特别是我们眼前这片清丽、雅静的屋宇——白玉堂。红、白、黑三色的组合,单纯而明净,令这个古建筑看起来恬淡而有尊仪。

  我们从荷叶镇的“八本农庄”客栈一路行来,曲折的乡道旁,老旧的农舍上依稀可辨褪色的文革标语。空气被一场刚过的秋雨洗尽,连最具乡间特色的土路沙尘也不再扬起。几个转弯之后,一个狭窄的路口把我们引入了一片群峰环抱的开阔坪地。一条土泥路,一弯湍流的小溪,一座野草垂挂的古石桥,几间零星散落在山脚的农舍……一切似乎都稀松平常,然而却在释放着一种遗世独立的古邈和恬静。“鸟入云无迹,鱼行水自流。人间固多事,白云自悠悠。”群峰脉脉,仿佛一位仙人张开着双臂,将我们刚刚穿过的嘈杂、尘漫的荷叶小镇挡隔在外。时光的流逝,在这里似乎了然无痕。

  这个叫做白杨坪的地方,旧属长沙府湘乡大界,现在辖归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我们自杭州飞长沙,再经湘潭、株洲,几经辗转,来到这个荒僻古邈之地,是为了寻访一位我们深深敬仰的人物的故里。白玉堂,正是他的出生地。

  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曾家白玉堂降生的一个男婴,在二十多年后,入县学、中举人、赐进士,点翰林,改变了曾氏家族五、六百年无以科目显者的命运。此人正是治近百年史者首推的人物——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曾文正公深雄的气魄,伟大的人格,使其后无数重要人物对他推崇备至。究其道德、文章、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对后世的影响,是堪与王阳明并论的人物,虽则学术思想远逊后者,但其道德修为及人格魅力,当被视为近现代第一人而无愧。两人均擅书,又都具刚柔相济之气,比之阳明先生的清俊雅逸,文正公的行书,刚拔更甚,却不作剑拔弩张之势,而是寓沉雄于静穆中。所谓乾坤二源,阴阳合美,曾氏有关书论之见地,实则吻合了他做人修身的理想。当我立于文正公《家书》的手迹前,那遒俊劲健的结体,含蓄深厚的笔意,给我的触动并不亚于那些浸透了道德深意、文化情愫的文字。

  曾国藩一生久历宦海,又戎马倥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应酬之繁,日不暇给”(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家书》)。虽早在京城为官时,曾国藩就萌生了隐退归山专事学问之意,却于61岁时客死在两江总督任上。不要说在老家富厚堂的“求阙斋”里翻检旧藏、摩挲珍善,直到临终,他都与这个耗资巨大、向往了六年的藏书楼缘悭一面。曾国藩于道德学问方面 ,其用心之深,用力之勤,几乎无人可比,但论及学术、思想,却因分身乏术而未有专著行世,仅散见于其《家书》和《日记》。南怀瑾曾有言:“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曾国藩家书》。”然而,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书——我们甚至无法将它定义为“家书”,因为它不仅在形式上卷帙浩繁,更在精神上显示出震古烁今的力量。展读《家书》,我们在一位孝儿孙深情拳拳的关怀里,一位贤父兄教训谆谆的絮叨里,一位居官者忠诚耿耿的事事之心里,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谨厚与温煦,谦恭与包容,独善与自省。

  就是循着这样的文字,我才来到了荷叶镇曾氏故里。白玉堂,利见斋,思云馆……这些依然留存着的老屋,它们的某个角落,或某件旧什,也许还和这位百多年前的圣贤有着灵通,能让我更为真切地感知到他的气魄、思想、性情和魅力。我便是带着一套《家书》和对《家书》的虔敬来到了白杨坪。

  这样一位人物,却生在一个“世自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曾国藩诗)的荒乡僻壤。不要说曾国藩科考那时自湘乡进京得历经八十多日的旅途劳顿,就说十年前吾友天台兄从长沙寻访荷叶,自双峰县城到荷叶镇的二十多公里还得走上两个小时,且一路尘沙漫天,整日颠簸下来,其劳苦可想而知。

  不仅地塞域偏,大界曾氏家族,数代力农,“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名者”(曾国藩《大界墓志》)。直至曾国藩祖父曾玉屏(号星冈)人到中年,始向学重诗书,于白玉堂正宅30米处,建两层三房书屋,供子孙就读。星冈公的长子曾鳞书,在父亲的严厉督促下,穷年磨砺,终于在连续十七次科考之后,于四十三岁那年被录,成了“大界曾氏”几百年来第一个秀才。在这之前,曾麟书身为乡里蒙童塾师多年,为自己的长子督学也一直孜孜不倦。他自知天资钝拙,无望有成,便将家塾书屋命名为“利见斋”,取“利见大人”之意(语出《易经》乾卦,九二爻辞“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将跻身士绅之望寄于后辈。

  许是环境僻塞,家世微薄,或是父亲开蒙方法刻板愚拙,六岁即入家塾,发奋苦读多年的曾国藩屡屡落榜,至二十一岁时仍遭学台悬牌之批。此事被曾国藩视为平生第一次奇耻大辱,铭记一生。他在晚年(同治六年三月)致沅弟的家书中还提到:“余生平吃数大堑……第一次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 壬辰年即道光十二年,这一年曾国藩已是第六次参加县试,虽获佾生资格(可免县试、府试,直接院试),却被学台点名批责。比起前五次的名落孙山,佾生已可谓半个秀才,然而悬牌之遇却令曾国藩倍感羞辱。回到“利见斋”的曾国藩,并未因激愤而生骄堕之气,反而躬身思省。

  “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家书》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廿一日 致诸弟)。

此番细思深省,令屡遭挫败的曾国藩立志愈坚,用功愈猛,终于思路贯通,文理精进,从此科考之路极为顺遂。“利见斋”果见吉意,作为长孙的曾国藩,终不负两代众望,于道光十四年(恰好是其父入县学之后一年)考中秀才;又一年,中举;又四年赐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

  细读《家书》,可知曾国藩其并未把中进士、入翰林当做是自己聪明大开的标志,而是将三十一二岁的那两年当做了自己学问事业的奠基之时。“厥后癸巳、甲午间,余年二十三四聪明始小开,至留馆以后年三十一二岁聪明始大开。”(《家书》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谕纪泽)这两年,曾国藩拜唐鉴镜海为师,从倭仁、吴廷栋、邵懿辰等人游,而翰苑这个当时的精英渊薮也成了他个人陶冶、提升的最佳环境。

  “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镜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知道者,则有吴子序、邵蕙西;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首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浅深,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
  “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 (《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致诸弟)

  这些良师益友中,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至此,曾国藩“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方立下学做圣人之志:“概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涤生”之名号亦由此而来。

  曾国藩自道光十八年入翰林,三年后散馆授检讨,后数年官位七迁,由内阁学士,历任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后十二年,创立并统帅湘军,覆灭太平天国,被清廷封一等毅勇侯,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以涤生名位日高、公务繁冗且驰驱军旅之生涯,事业、学问、修为却能各显其卓,令人不得不叹其胸次之大、意志之坚、用功之勤、方法之实。

  就从事学问的精神而言,曾国藩的“约而专”实与乾嘉以来的博雅考订之学异趋,他的“耐”、“恒”、“拙”、“诚”之法,屡见于《家书》之中。

  “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
  “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别无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家书》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致诸弟)

  守着这种看似愚拙之法,曾国藩却能以中人之姿,在中年之后“稍事学问”而有所成。他在给诸弟的信中曾说过:“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一者修业。”前者可谓士大夫之学,后者则偏重博士之学。显然,涤生为学是重在进德。他曾从唐镜海闻义理,又私淑姚姬传习古文法,曾于《圣哲画像记》中自言道:“国藩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纵观曾氏一生,笃信程朱、倡经世致用多半源自唐鉴;但得之于桐城姚氏的,却不仅是学术渊源,更有其性情、士风上的影响。曾氏总结修身、处世、事功心得的《挺经》中有一段很出名的话:

  “曾国藩从宦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怨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

  这不由令人连想到姚惜抱之言——“天下之患,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 “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的曾国藩,于天降大任之时,勇于担当,敢作敢为,何其壮也!而桐城姚门朱琦的名篇《名实说》,则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曾国藩“乡曲”和“大人”的两面:
  “天下有乡曲之行,有大人之行。世之称者曰谨厚,曰廉静,曰退让。三者名之至美,而不知此乡曲之行也。大人之职,在于经国家,安社稷,有刚毅大节,为人主畏惮;有深谋远识,为天下长计;身之便安不暇计,世之指摘不敢逃也。”

  “作一种乡愿字,名为含蓄深厚。”曾国藩曾用这样的话来侧面诠释他对“深雄”的理解。来到这片静谧的田园,我深深感受到了一种在中国的乡间已难得一见的东西。“乡土”、 “宗族”、“士绅”、“耕读”、“传家”……这些曾与中国农村紧密关联的词语,已经成了悠远的过去。然而此刻,“利见斋”家塾沉静素穆的面容,似乎让我看到了谨厚、廉静、退让之美的出处。白玉堂静静的水塘前,那棵老皂荚树早已褪尽了秋叶,我在心中默默祈望它开春萌芽时的生机与美。

2014.12.14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