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文学出版物

　　看到清竹列出的书目，忍不住把自己的一些旧版书也拿出来摩挲了一番，特意关注了一下出版年份和印刷数量，没想到八十年代的文学出版物竟会有着如此让人惊叹的印数！随便列举一些书名，这二十多年来国内出版界的文化趣味和商业化走势也可从中略见一斑了。难怪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八十年代”会成为一个特殊的文化名词被人津津乐道，甚至以此为题辑成专著。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二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1次印刷，印数40,000）

《爱的荒漠－－莫里亚克小说选》（漓江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1次印刷，印数：91,100）
　　首印就是九万册，那年头全中国该有多少文学青年啊！

尤金·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1987年第2次印刷，印数：21,501－29,850）

《席勒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版、1990第3次印刷，印数74,701－83,990）

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1次印刷，印数87,500）

索尔·贝娄的《赫索格》（漓江出版社/1985年第1版，1986年第2次印刷，印数：29,611－56,000）

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漓江出版社/1985年第1版，1992年第4次印刷，印数：23,201－26,500）

《当代法国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版、1987年第2次印刷，印数16,001－46,000）

克劳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漓江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次印刷，印数：平41,500；精3,350）

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次印刷，印数：34,000）

狄德罗的《修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版、1989年第2次印刷，印数12,201－15,200）
　　难以想象这样冷门的书，还能在两年后重印到15000册以上。

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1次印刷，印数6,600）

托马斯·曼的《魔山》（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次印刷，印数8,500）

《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次印刷，印数1,500）

伯尔的《一声不吭》（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次印刷，印数5,000）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梁宗岱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版，1997年第2次印刷，印数：4,501－9,000）

《艾特玛托夫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次印刷，印数10,000）


黑塞的《荒野狼》（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版、1987年第2次印刷，印数17,800－43,300）
　　这本书比较出名，印数多不足为奇，但下面这本也能在第一次印刷时就达到4万本以上，估计也只能是在八十年代才能发生的事情了：
黑塞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版、1992年第2次印刷，印数43,001－47,000）
　　再对比一下1998年出版的另一本黑塞的小说：
黑塞的《在轮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次印刷，印数4,000）

2008.7.15


【附：清竹的原贴】

由断版书联想到断版唱片而引发的一点感想
　　

　　三天前意外地白捡了一个大便宜：在市工人文化宫抱了一摞外国文学书，其中不乏断版已久的经典著作。心中之喜悦自是难以言表，列举一些先：

《迪伦马特剧作选》（人文版）
《梅特林克剧作选》（上译版）
《布莱希特剧作选》（人文版）
《斯特林堡选集二卷》（人文版）
《伯尔中短篇小说选》（人文版）
伯尔的《小丑之见》（上译版）
《陀斯托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二卷》（上译版）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人文版）
《艾特玛托夫小说选》（人文版）
《奥尼尔剧作选》
《奥德茨剧作选》
《圣女贞德－肖伯纳剧作选》（漓江版）
《辛格短篇小说选》（上译版）
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
卡内蒂的《迷惘》
《爱的沙漠－莫里亚克小说选》
《博尔赫斯小说选》
《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选》（人文版）
巴尔加斯.略萨的《城市与狗》、《胡莉亚姨妈与作家》、
《托马斯.曼中短篇小说选》
《外国剧作选1-4》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1、2、4（上）》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梁宗岱译
《静静的顿河》
显克维奇的《火与剑》、《洪流》
米歇尔.布托尔的《变》
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橡皮》
黑塞的《在轮下》
《莫拉维亚中短篇小说选》
《勒.克莱齐奥小说选》
阿诺德.茨威格的《格里沙中士》
......
　　绝大多数都是八十年代的出版物。你不能不感叹当时出版界的眼光与胆识：够开阔、够前瞻、够品位。

　　现在，只说宁波，书店里太多重复的18-19世纪经典作家的作品译本，许多现当代的经典作品查无可查、寻无可寻。为何？除去版权费不说，原因很简单，现当代作品卖不动，商业利润低，出版社当然乐得翻印老书。长此下去，往后我们只能在文学史类书籍上读读现当代经典作品的书名过过瘾了。于是，眼界窄了，口味单一了，思想狭隘了，审美趣味老套了......呵呵，人生本苦短，艺多徒添烦，也不赖嘛。

　　许多销路不好的唱片也断版了，原因无非也是商业失败罢了，于是我们听到的是越来越趋雷同的演绎，以越来越统一的艺术标准来评判艺术家的成就，唉，何解？我们以为的不幸未必不是别人的幸福所在。

清竹 2008.6.6

【蛟川子睿回复茗禅的帖子】
　　

　　我不完全同意茗禅的观点，当年现代文学成为一种风潮，的确不错,但这也绝不是冷门书籍打印量的全部原因，一方面，我国的印书量在早期动辄十几万册是很常见的，像今天有的书印几千本也出版，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因而数量多不足为奇，只是习惯思维而已，说不定这几万本在当年的出版商眼里已经是很少了，另一方面，八十年代市场机制还不完善，所以这其实也是一种盲目出版的表现，同样，现今这种依然存在，只是表现不同罢了，比如一年出七版《四库全书》。而今天的图书出版市场，经历了二十年商品化浪潮的考验，不能说很完善，起码可以看成有某种程度的进步。

【茗禅的回复】

　　我想起查建英那本访谈录了。。。有一篇是采访甘阳的。甘阳是曾主编出版八十年代文化标志之一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的重要人物，他翻译的那本卡西尔的《人论》是当年全国的头号畅销书（一年内就印了24万本）。要说盲目，恐怕还不是出版商，而是当时的人们对“文化”和西方哲学崇拜的盲目吧。他的这篇访谈也是查建英那本书中比较好看也比较有趣的部分。其中谈到当年一些哲学书籍的出版状况：

　　“比如周国平的那本尼采，十万，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是十万，这个印数都不是很准确的，实际印得更多。然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印的实际上是十万，当时全卖掉了。而且《存在与时间》当时搞了一个比较正式的发布会，因为德国大使馆比较重视。这个时候就知道，真正背后支持我们的是谁呢，就是西方哲学史的全部老前辈，所有的：洪谦、贺麟、熊伟、杨一之、王玖兴，等等。所有这些人，全部出席了发布会。。。在北大，开了一个很隆重的会。。。”

　　上面这段话，比较关键的是这几个字：“当时全卖掉了”。甘阳提到的“周国平的那本尼采”，指的是周翻译的《悲剧的诞生》。这本书我手头的版本是1986年头版、1987年第二次印刷的，印数是从5万多到10万多。我想，我在1988年买到的这本，就是那个年代所卖掉的十万本之一吧。


　　顺便说一下，洪谦是当时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的所长，维也纳学派里地位颇高的人物。那个发布会之所以被德国大使馆重视，和他在西方分析哲学界的辈分之高不无关系。而任副所长的熊伟，则是海德格尔的弟子，是四十年代才回到中国的。翻译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陈嘉映是熊伟的弟子。

　　我还是比较认同清竹版主说的：那时的出版界，眼光不俗啊。当然，他们碰上了好时光，因为那时和现今相比，多少还算得上是“重文轻商”的年代。

2008.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