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天青的贴子《重读< 秋雨散文>》，想到自己最早看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是在《收获》杂志的专栏上。本来《收获》里的散文我很少看，但是因为目录里列出了一个专栏的名字，我被“文化苦旅”这四个字吸引住了，进而是被余先生的文字吸引住了。《阳关雪》、《白发苏州》......呵，原来散文是可以这样写的，可以写得这样好看。
“百度”了一下，得知《收获》以“文化苦旅”为专栏刊登余先生的文章最早是１９８８年第１期（主编李小林与余秋雨是大学同学）。如此算来最初读余先生的文章已经是21年前的旧事了。后来等我看到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的《秋雨散文》，已经对之兴趣不太大，但还是买了一本。因为当时已经在宁波，我对《风雨天一阁》这篇记忆很深，里面的许多内容成了我带朋友游天一阁的准导游词。后来这本书借給我一个家教的学生，也许因为自己对这本书不是很在意，没有像我借給他的其他书那样记得及时追讨，等学生跑到多伦多求学，连他自己都不记得该书身在何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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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我刚刚来宁波的时候，对这个小镇一样的宁静小城很不以为然，甚至后来有人因为宁波重视发展经济说这里是“文化沙漠”，我也颇有一丝认同。渐渐地，我对这座城市的认知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我在那些众多的古迹和旧居间，重新认识了这座城市古老的文化和历史；另一方面，我对文化这个词的理解不再像过去那样偏狭。
我发现宁波其实是一个传统习俗（或曰边缘文化）留存相对较多的一个地方，也许这和它多年来的一个交通状况不无关系－－在浙东靠海的一个角落，而非交通枢纽。九十年代中期，我曾参加过一对好友的婚礼，当时我恰好住在新娘家附近，差不多算是邻居了，我于是得以目睹新郎迎娶新娘的全过程。那些传统的习俗和仪式让我感到非常惊讶：这可是在宁波市中心的一个住宅区啊，我竟然一样看到了“拦轿（当然是轿车不是轿子）门”，“挨时寅”，“上轿饭”，“母女同哭”－－这些我原以为只会保留在乡下的婚俗。和交通发达程度相近的城市比，宁波的方言受外来影响较小，“宁波老话”里保留了相当多的古汉语，这也是宁波传统文化留存的一个特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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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去姨妈家吃年夜饭，我回到了多年未见的古荡旧居。曾经的南七幢前那些桂花树茂盛得让我感到陌生，倒是两个老邻居远远地就将我认出来了。
姨妈家里有着太多我们从前的旧物。在那个老书橱里，我竟然发现了许多儿时的读物。这其中最大的惊喜，莫过于三本安徒生童话――如我记忆中的那幅模样――淡绿色的封皮上有着美丽而可爱的蚀刻画，扉页上是父亲的字，写着妹妹的名字。这些年，我是多么得怀念这几本书！它们深深地牵扯着我童年的记忆。可每当想起它们的时候，心里就不免有些惆怅：我还以为它们早就不知在哪个时刻丢失在哪个角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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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是两年前，《空谷幽兰》这书刚出来的时候，我是“一看书名，就很喜欢”，不论是装帧、书名，还是插图，都让我觉得应该立刻将它买下。可是书看到一半，却很失望。说实话，书中有意思的内容实在不多。董桥说书痴的高级境界便是为装帧而买，我一向也是极看重装帧的，心里很赞同董桥的话。所以买了《空谷幽兰》这样的书，读着失望，却不后悔。
中国传统士大夫、文人给予了“隐士”很高的文化地位，我们有独特的“隐逸”文化。可是美国人比尔寻访的是一个个“隐士”，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些隐居、独居者。甚至那些访谈给我这样一种感觉：这些“隐士”不是为了“长生”而隐，就是为了“好独居”而隐，即便是修行，的目也大抵不过在这个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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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清竹列出的书目，忍不住把自己的一些旧版书也拿出来摩挲了一番，特意关注了一下出版年份和印刷数量，没想到八十年代的文学出版物竟会有着如此让人惊叹的印数！随便列举一些书名，这二十多年来国内出版界的文化趣味和商业化走势也可从中略见一斑了。难怪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八十年代”会成为一个特殊的文化名词被人津津乐道，甚至以此为题辑成专著。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二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1次印刷，印数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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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确实像《时代周刊》评价的那样，“提供了足够的思索实物，以满足最为智性的需求。她论及许多涉及摄影与良知、知识与艺术的关系的问题－－其中有些令人鼓舞，有些甚至令人震动。”
因为刚刚去过摄影发烧友趋之若鹜的坝上，我对书中论及的“摄影的掠夺性”有着别样深刻的共鸣感：
“摄影的掠夺性方面要点在于摄影与旅游的结合。其证据在美国比在任何地方都要出现得早。1869年州际铁路的落成促进了西部的开发，随之而来的便是通过摄影出现的殖民。美洲印地安人的遭遇最为残忍。像弗罗曼那样谨慎、严肃的业余爱好者们自从内战之后一直的行动。他们是一支旅游大军的先头部队，这支旅游大军于该世纪末接踵而至，急不可待地要‘大拍特拍’印地安人的生活。旅游者们闯入印地安人的腹地，拍摄圣物、祭祀舞蹈和场所，如果有必要还付钱给印地安人，让他们摆好姿势拍照，让他们修改自己的仪式以便提供更多的上相的素材。”
摄影自诞生以来，有太多的事实来证明它可以唤起良知并在很大程度上带来积极的现实意义。列维·海因拍摄的在棉花地和煤矿里干活的童工照片，不仅令普通人震撼与哭泣，也强烈地影响了立法者；人文主义摄影家尤金·史密斯拍摄的乡村医生平凡伟大的人生，日本小镇里的水俣病（因工业污染汞中毒）受难者濒临死亡的痛楚，无不让人深刻意识到：摄影－－不仅仅是在混沌中发现有意味的秩序，捕捉那些具有美感的形式或瞬间神奇的光影，它在表明什么东西值得赞美和尊崇的同时，也以一种直观的方式告诉观者什么东西令人痛惜，需要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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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书，故而爱书签。这也算是一种爱屋及乌吧？藏书章、藏书票，应该也都属“及乌”之种种，只是不容易得到。
说是爱书签，却也并未专门收集过。一些偶然所得，往往成了我最最心爱之物。这是购于杭州三联书店的两套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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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三联书店还在杭大路，门面很大，一楼主售音像制品，二楼售书。这套精美的书签被我在楼梯转角处意外发现，当即买下相同的两套。书签上的绘画作品像是选自外国的著名书籍插图（抑或是藏书票？），本身都是令人激赏的佳作。简约的设计，黑白的印刷，品味不俗。
这套是一部凡高传记的随赠品，凡高的画作自是百看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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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拉丁诗人莫鲁斯（Maurus）有句著名的格言：“Habent sua fata libelli”，意思是，“书有命运”。这句话，我是在赵瑞蕻先生有关弥尔顿《欢乐颂与沉思颂》的《译后漫记》中读到的。读完赵先生的译后记及其夫人杨苡的《代跋》，我才从一本书的故事中深刻体会到这句格言涵盖着怎样不同寻常的意义。
弥尔顿的诗集《欢乐颂与沉思颂》，我在书店里发现它的时候，立刻就被它美丽的装帧所吸引。这两首著名的抒情诗，我以前并不知道，但是诗名听上去却很合我意，以至于我一下子就把它从书架上抽取出来。此书是中英文对照本，几乎每页诗文都配有精致细腻的插图，令人爱不释手。我差不多是因为这书的独特装帧和精美插图而立刻买下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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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威廉·冈特
译者：肖聿
【引言部分·节录】
这是个关于几位艺术骑士的真实故事。他们天生就与其时代格格不入，他们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漫游，那个时代虽然开阔却平淡乏味。
一个实利主义时代中的一些困惑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始终在寻觅某种东西，却几乎说不清它究竟是什么－－或许是往昔，或许是未来，或许既是往昔又是未来－－当然，它一定可以是任何东西，唯独不是他们所生活的现实。它很可能是一种宗教般的启示，是发现一种幸福，获得那种幸福的秘诀虽说曾一度存在，却已从地球上失落了，而新教派的纲领却尚未形成。
拉斐尔前派似乎只是几个具有朦胧的宗教意图的画家。从他们表明的“忠实于自然”的志向看，他们都是现实主义者。同时，他们也是“逃避现实者”，寄情于一个浪漫的过去（中世纪－－那个时期由于远离现实而被描绘得极具魅力）。同样，他们又是社会现状的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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