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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6中国疫情应对特征及后期国际博弈

20-04-06

2020-4-6中国疫情应对特征及后期国际博弈

01:15:40, 分类: default

湖北是千湖之省,武汉是千湖之城,武汉自古水系发达,是蓄水育流之地,但21世纪后,由于在土地财政的刺激下武汉政府过渡开发房地产消灭大量湿地,武汉现在成为内涝之城。经过我多年观察,在房地产圈钱政策创新上,杭州看上海,武汉跟杭州,所以武汉执政特征是中国地方政府的一个缩影,只重眼前不重长远,缺乏对自然界和科学的敬畏

中国官僚唯一能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仕途,仕途取决于表面上的GDP数字,数字出官,所以每年两会之前各地政府都会压制执政的负面信息,尤其是能引发经济震荡的疫情,从这点上看,新冠病毒和sase病毒在时间上的路径发展可谓殊途同归。

制度起源:

从国家层面看土地财政,静置的土地本身没有价值,土地上有经济活动了才赋予土地价值。土地财政占据全口径财政收入三分之一,中国政府自确立土地财政之后就拥有比世界其他国家多三分之一的岁入来源,过度索取必然会引发社会关系紧张,于是财政支出演化出一套与土地财政相适应的结构,我们在正规警察编制之外新建了一支庞大的适用性广泛(能跨界执法,又能推卸政府责任)的“城管”队伍,加强了基层管理组织“居委会”的人力和物力,加强了社会舆论管控和人员流动监控。显然没有旺盛的经济活动支撑土地财政,这种配套的高压治理模式就会陷于资金困境。

从房地产食利集团的利益来看,直辖市和省会都是人口流入地,也是大大小小房地产利益集团的老巢,从倒台被审判官僚的资产配置来看,体制内官僚普遍捏着大量以权廉价占有的私人地产或者地产投资,房地产收益直接进官僚个人账户,而无需象财政支出一样走流程并留下痕迹,所以即便死土地财政,体制内也不愿意跌房价,对于疫情这种能停滞一个直辖市和省会行政区域经济的公共危机,体制内官僚理所当然会压制和掩盖。

疫情随人流扩散,人流借助发达的物流扩散,病毒不分阶层和种群,一人冒险等于一国冒险,等于全球冒险。吹哨人李文亮出现在公共媒体上让人普遍知晓的时间始于1月3日网上流出训诫书之后,距离武汉23号封城整20天,这20天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国际防疫组织、美国政府经历了反复博弈,虽然这20天疫情信息量极大,以疫情透明为标准来衡量,博弈却毫无成果可言,这是全球大爆发的根源。有一种观点说中国春节减缓了疫情的传播,这是错误的,春节前是春运高峰,封城前有500万人离开武汉,发布封城公告到实施封城的10小时里有30万人离开武汉,其中不乏坐国际航班离境的武汉富裕人口。据意大利《共和报》报道,意大利的0号1号新冠病毒感染者是一对中国武汉老夫妻,于1月23日抵达意大利米兰马尔彭萨机场,并游览各省。我们可以敏锐意识到地方政府想把疫情管控延后到春节这一国定长假,这样能最大限度维护GDP数字,然而却忽略了春运和假期出游的不利因素。

新冠病毒因为具有无症状传染能力而十分难缠,因此造成封城封省的时间一再延长,经济生态也随之恶化,讨论疫情期间经济政策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房地产放在首位来分析,他代表整个体制的根本利益,尽管在官方政策和措辞上,你看不到这种偏袒情绪。

税收减免和土地财政的矛盾

人是社交动物,只要有财力,人是愿意在社交上花钱的,于是社会提供各种社交场所和娱乐方式,包括餐饮酒吧,而人为了在社交中尽量展现自己以争取好感,在服饰,化妆品,奢侈品,美容和健身上来包装自己。和很多人的理解不同,科技再怎么促使社会信息科技发展,虚拟不代表真实,虚拟场景最终是为真实场景下的消费作铺垫和引导,人们也许不会去亲临买一件商品,但会在真实场景下使用商品和展现商品,人的本能反抗活动在狭小空间,因此监狱是一种惩罚,而亲身体验旅游和探索是一种乐趣。所以疫情之下的社交隔断打击真实场景的消费和服务,仅仅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当消费活动和生产活动停滞,企业不得不歇业时,针对营收流水和经营所得的减免税政策是一个不能普惠的税收政策;同样,当企业延缓开业并裁员瘦身的时候,减免社保也是一个不能普惠的税收政策,只有敢于复工的企业才能享受,然而哪些企业敢于复工?

疫情形势下,一旦复工即刻启动两项主要固定成本:一个是经营场地的租赁成本,一个是人工成本,由于个人支出中居住成本占据50%以上,因此地租成本是横跨生产和生活两大领域的最大成本;当然固定资产折旧也是固定成本,之所以不予考虑,是因为不牵涉到当期的现金流。于是,一个意图复工的中小企业主,必须和当期未知的市场容量来博弈,先于其他企业进入市场可能面临比别人更加多的亏损,比如3月份初我就看过沿街的门店,基本开一半,而选择开张的,门店里空无一人,这意味前期开店的需要有比晚开店的有更加充裕的现金流来支撑。于是我们可以归纳出,在疫情后期经济复苏的速度,取决于现金储备量的多少。这个对个人也一样,劳动力流动人口进入大城市,能否支撑到市场复苏,取决于自己的现金储备在无就业状态下支撑多长时间,支撑不住只能退回农村。

在中国,各级政府构筑了地价、房价、房租三位一体的分配制度,并以最大的执政热情来巩固这种分配制度,造成地价房价房租的连年刚性上涨。在经济萧条期期,政府拒绝让地价房价房租与经济景气度联动,失去弹性的价格等同对社会普遍性加税。因此在疫情期间,中国政府减税是一种虚伪的假象,因为他暗中捏着社会财富分配的另一个大头“土地财政”,生产和生活领域大量现金是为了偿付各种直接的间接的超额地租成本,中国中小企业和中下层家庭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种十分脆弱的现金收支平衡状态。这个看居民存款分布结构就知道了,据数据显示,我国家庭存款达到50万的比例还不足1%,半数家庭0存款。

为了维护土地财政和房地产食利集团的利益,政府需要社会经济单位尽快复工,而刚性的地租成本,又是一种预设的分配机制,阻碍了企业复工的动机,所谓“我无论怎么努力经营,都覆盖不了租金成本的话,那就不创业了”,就是这么一种情况。由于土地财政促使土地由公共部门占有向私人部门占有转化,只有这种转化才能兑现这种分配模式,造成国家疫情期间对社会物业租金的减免只能停留在建议层面,不具有实施的意义,而大量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都是租赁私人部门物业,因此减免复工的最大成本“物业租金”是不成立的。顺便提一下,很多人认为中国会回归计划经济,太搞笑了,你怎么把私人部门占有的土地使用权收归国有,地面上的私人建筑物如何处理?政府怎么可能自己剥夺自己培养了18年的剥削工具。当一个国家权力体系内存在普遍的剥削意识和手段时,他就不可能回归计划经济。

政府目前能控制复工节奏的领域是国企央企,但是国企央企大都是占据国家资源优势的上游企业,属于供给段,对需求端的刺激不大,也解决不了多少就业,也没有很好的经济拉动效率。
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偏好

08年次贷危机是金融机构持有美元计价金融资产大幅减值的危机,并随着金融体系内流动性收缩和银行破产传输到实体经济领域,所以美联储购买金融系统有毒资产并注入流动性,把金融******暂时转移到央行资产负债表上,金融系统才得以摆脱连锁爆表反应逐步平稳,主观上,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平抑了次贷危机蔓延的市场恐慌情绪,期间避险工具黄金走出了一波上涨。
疫情危机是由于人彼此间限制接触,生产和生活的群聚活动被冻结,造成供应链断裂和总需求萎缩,实体经济是问题的中心。为了挺过无营收的疫情空转期,企业从所有投资市场回抽流动性,因此黄金也失去对冲性应声大跌。这次货币当局即便能稳定金融系统,但是疫情中企业经营活动暂时冻结的生存危机、家庭和个人生活保障问题都不是金融体系的机制问题,因此相比08年次贷危机,美联储除了稳定金融系统恐慌情绪,还跳过金融系统直接购买企业资产,并为了配合政府的天量社会救济计划大量购买国债。
相对而言,中国的应对有双轨制的特征,其中国企央企和五大行捆绑,五大行和央行捆绑,所以国企央企在疫情中坚如磐石,但同时也消耗着大量信贷资源。同时为了维护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债务安全,加上银行涉房信贷超过50%的敞口,金融系统也会优先维护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除此之外金融系统能救助中小企业的资源就不多了,所以你就知道为何政府拼命催促中小企业复工。

货币当局的金融工具主要有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两种,数量型工具直接有利于金融机构间接有利于实体经济,至于价格型工具,如果不能让利率有效传导到实体经济作用不大,往往在经济危机期间,金融机构以自负盈亏为目标,借贷利率反而会上升,这是风险溢价。这个时候确实需要央行跳过金融系统直接购买企业资产,不过在中国,国企央企不需要这种操作,一般中小企业也享受不到这种待遇。

中小企业的生存现状是怎么样的呢,除非有足够的抵押品,一般房产是最广泛的抵押品,有政府保涨机制作隐形担保,除此之外中小企业基本不可能获得银行信贷资源,中小企业通过企业间的货款拖欠来维系脆弱的现金流动,一般终端需求领域的企业拖欠上游供货商的货款,中小企业不愿意搞重资产就在于此,搞重资产又没银行支持遇上危机就玩完,。所以中小企业是不会冒险的,雇佣工人十分灵活,有活召集无活解散,发生疫情,整个产业链大家都冬眠,债务链也暂时冻结,反正企业间拖欠货款也不计利息。当然如果有租金得不到豁免的话,中小企业也会选择倒闭而不是冬眠,中国的地租就是重资产,连锁品牌都是死在门店盲目扩张上,你就是给他银行优惠贷款也不干,为何,政府打算盘,企业也打算盘,而且立场正好相反,中国政府死活要中小企业复工,但是只要疫情风险存在,需求不足,企业是不可能复工的,所以不在于给企业多少信贷,这些信贷又不是白送,是要还的,还款压力会延续到以后月份和年度,勉强复工的企业不能平衡收支,将来的债务压力比躺下装死的企业还大。企业冻结和倒闭有什么区别,轻资产的企业可冻结,可以把自己缩成一间办公室大小,但是重资产企业,特别是外贸制造型中小企业,他有宿舍,仓库,车间,这都涉及地租,加上设备维护,利息支出,所以空转成本是很高的,选择破产的可能性较大。破产说明企业家的创业意志受到沉重打击,再要新设企业比较难,因为原来的资产都被跌价处理,重新创业设备购买价格要高好几倍;同时破产债务清零打击整个债务链。顺带一提,今年股市如何选股?第一季度无法平衡收支的上市公司,其现金流压力,成本压力,债务压力都会分摊到以后月份和年度,所以第一季度能正常经营,同比指标稳定的企业弥足珍贵,会在以后月份和年度保持财务优势。可以明确的是,体制无余力顾及中小企业,他从来就没有社会服务功能,都是定向服务自身的功能,救民先救官。加上全国疫情管制至今,各级财政难以支撑,所以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各省对湖北外流人口过度防御,以保护各省复工进程,因为一个车间,一家门店,一个租户,只要发生一例外流确诊人员,就是封全厂,全楼,全社区,各省已经承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了,所以美国这种快速准确的检测技术,对未来美国企业复工速度具有巨大价值。

我对中国发任何标称的国债都不感冒,按照中国这样核心金融机构和国企央企一体化的体制,年年都可以判定是在干积极财政的事,就是以货币直接解决财政支出问题,为何要发国债?而且发行国债,预示中国必然走通胀道路来消除财政负担,所以根本不是什么好事。中国的货币当局是不独立的,所以国债和货币长期看没有什么区别。国债要看谁买,如果是中下层去买,对消费也不是什么好事。短期看,买国债就是让货币供应量好看一点,毕竟超200万亿了,后面如果发生促使外汇短缺的国际环境,货币政策就如履薄冰。
疫情期间,对于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最有效的救济手段是什么,俄罗斯普京提出对银行存款或所持债券超过100万卢布的公民征收13%的利息税,简单粗暴但有效,配合直接现金救济措施,很快安抚了民心,你看,即便是深受石油打击的俄罗斯,都在想劫富济贫的事。中国所有疫情救济措施,对个人是没有的,自生自灭去吧,对企业有,你复工才能享受。而企业受制于市场需求,要么缩小规模要么躺下装死,未来就业率是不乐观的。中国疫情期间确实有地方政府发所谓“食品券”的,不过这种“食品券”类似淘宝双11的“购物券”,消费一定量金额才能抵补,这个券电商网站上铺天盖地,一个笑话而已。

中国的财政政策在危机期一向轻救济重基建,财政和国企央企私相授受,这也昭示了国家经济单位的双轨制,编制内和编制外国民地位的双轨制。武汉封城期间,有个房地产代言人扬言搞25万亿基建来对付疫情经济衰退,且不说现在国内基建还有多少拉动经济的效应,现实是政府创造一带一路的投资背景,让基建公司都拼命到国外去找市场,居然还有人寄希望国内基建饱和状态下继续玩老一套,你的国际贸易份额还处在高速扩张期吗?随后3月份又冒出一个50万亿新基建的概念,我看了一下清单,涉及通讯产业和前沿科技产业的,很多核心技术和器件中国并不掌控,而且房地产食利集团的私货城际交通其实是大量消灭耕地的。过去20年基建规模扩张的合理性在于,中国在宽松的国际环境下,其占据国际贸易份额也在逐年扩张,同时用贸易顺差净增的外汇购买农产品,可以抵补耕地减少的损失。事实上中国应该没有胆量在这疫情不明朗时期开启积极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看就是宽松货币政策,中国现在面对一个疫情后未知的国际环境,他不敢这个时候冒险。

由于地价房价房租在疫情中保持坚挺,房地产食利集团可以在疫情中通吃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所有红利,并且可以在疫情中入手低估的资产,这个模式其实是过去20年一直在运作的分配模式,当房奴在还高额房贷的时候,其实是给另一个横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的食利集团积蓄资本,这是中国迅速贫富分化的根源,只是这场疫情让我更加坚定了中国贫富分化是国家级阴谋的看法。

耕地与粮食安全

随着疫情在全球扩展,哈萨克斯坦,越南等国相继发布禁止农产品出口的禁令,中国的耕地和粮食安全问题再次被关注。2018年末,全国耕地20.19亿亩,优等地(1-4等)占2.9%,高等地(5-8等)占26.59%,中等地(9-12等)占52.72%,低等地(12-15等)占17.79%。凡中国数据首先问题是是否真实,因为体制决定对土地评级,土地置换的权力都在地方基层政府手里,如果涉及巨大利益,难免弄虚作假以次充好。3月1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这其实是为了挽救地方政府在疫情中恶化的财政收支,然而这个放权政策会被地方利用到极致,一放就乱是传统,至于打着增加供地和平抑房价的民生旗号,这是涉及土地政策的标准文式,看多了就不会信了,面对疫情之后未知国际环境,能出这个政策真有胆,现在应该考虑的是粮食安全的持久力问题。

所以现在土地结构什么状况,只能看粮食产量,而粮食产量看进口农产品结构。三大主粮虽然自足率能达到95%,这是利用高亩产主粮种植置换低亩产大豆的结果,虽然粮食产量数据获得上涨,但出现了农产品结构扭曲问题,中国2019年大豆进口总量8551.1万吨,为历史第二高峰,进口依存度80%。如果按照2019年全国大豆亩产平均135公斤计算(从全球来说,美国大豆亩产平均为170公斤,巴西为180多公斤,阿根廷为190多公斤),进口大豆相当于占用耕地6.3亿亩。2019年稻谷种植面积约4.45亿亩,小麦种植面积约3.56亿亩,玉米6.19亿亩,大豆1.4亿亩(以20%自足率来算,测算出80%进口大豆相当于5.6亿亩,和按照平均亩产算出来的数据相差0.7亿亩)。不管如何,2019春季莫干山会议在北京召开时,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认为“进口农产品的土地当量已经有6亿多亩”还是相当可靠的。如果美国和南美洲封锁中国大豆进口,中国马上爆发粮食结构性危机:豆制品,豆油,优质蛋白饲料短缺80%,并直接影响家禽,家畜,婴儿奶粉供应,间接影响食品工业、医药、造纸、制革、化工等行业。最近中国在从南美大量进口大豆,以应对疫情之后不可预测的国际环境变化。

土地财政对耕地影响有多大,直观的说消灭的都是平原地区成片的高产耕地,这就阻止了国家想以机械化提高农产品种植效率的企图,平原地貌是不可再生的资源,除非你能把丘陵地带敲成平地。于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基层供销体系又复活了,2017年6月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专项试点在28个省份启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由国务院直接领导,正部级单位。这个单位使命是什么?是为了挽救被土地财政搞得耕地支离破碎造成的粮食安全问题,因为建设用地再复耕的可逆性成本极大,还得有配套的水利设施,只能在存量耕地之外寻找粮食安全的手段。

进一步农业机械化生产在中国已经破产,现在只存在两种模式:一种维持家庭为单位的农户生产的传统模式,但是当粮食进口出现问题,或者出现了什么自然灾害,农户就会出现惜售情绪,于是供销社的作用就出来了,供销社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作用就是统购统销,国家统一收购的目的,是不让农村农户囤积粮食,从而影响城市的粮食供应。另一种模式,具有时代特征,把农民赶出自留地集中安置(就是老弱病残集中上楼),这也是防止农户屯粮,把收归的土地集中外包规模化种植,就是最大限度由国家控制粮食生产,但是外包种植骗补贴的多,种植热情受农资成本影响大,由于种植人口是雇佣关系,无法象家庭农户那样稳定在土地上。由此可见,供销社的功能,就是加强国家对粮食生产和征收的掌控力,这个体系掌控着全国粮食的调度权。

至少在农业体制上而言,我们在倒退,市场偏好让位于国家指令,而这个倒退是土地财政危害的链式反应,以一个错误去解决另一个错误。体制内掌控如此多的粮食调度权力,未必有效,会产生层层盘剥和渎职,武汉疫情期间,即便是救援物资,一旦体制内主导分配便渗透着官僚腐朽味,克扣特供转卖层出不穷。国家越管越多,越管越低效,不小心又是饿死一大片,你去看看储备粮的腐败就行了,朱镕基都没搞清楚的事,现在更没人能搞清楚,体制内应变能力绝对不如市场,加上我们现在体制不输历代晚期的吏治,隋朝就死于官府粮仓殷实却不放粮,而我最担心的就是复刻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支援其他国家粮食的国家行为。

疫情后国际博弈

2020年,传染病恐怖的杀伤力不再局限于历史书和教科书上的空洞认识,也不仅仅局限于灾难片的渲染,而是人人都能感性地体会到。传染病不但大量迅速消灭一国人口还可以消灭一国资源,尤其是民主国家,因为民主国家必须最大限度响应公民的治疗需求。传染病和核武威力地位相当,但隐蔽性更强,核武还有预警系统和(前段,中段,末端)三段式拦截武器组成的防御体系,无症状传染病中招后,会呈现几何级数的自我打击增值。这次疫情向人们展示了一次类似生化武器般的威力,他不但能消耗各国资源,还能摧毁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运作体系,同时,他不像核武设施那样容易被各种遥感系统侦测到蛛丝马迹。所以疫情之后,全球会产生一个类似“核不扩散条约”那样的病毒研究和疫情透明化的全球性条约,并配备一套超越主权的联合干预措施,事实证明WHO在和国家主权对抗上力量不够。

2020年恰逢美国大选年,美国对中国的立场和后继手段,取决于选民对疫情的态度,即疫情是一场带来灾难的战争还是一次仅限于医学领域的失控事件。疫情是对人性承受底线的考验,生命比什么政治正确重要,人被编织在一张关系网上,周围关系亲密的人死得多了,政治正确这种姿态就显得太高雅,更何况疫情还影响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大部分人是具有七情六欲并且计较利益得失的世俗之人。如果美国大选围绕疫情站队,是检验美国民间总体左倾还是右倾的最好资料,不看参议院,关键看众议院如何洗牌。以川普为代表的共和党会打冠状病毒地域牌,诱导民主党反对病毒地域化,然后共和党利用病毒超级传染力大打悲情牌,逼迫美国选民站队,则民主党完败,所以民主党只能无奈追随共和党这一立场,这样结局是符合美国珍珠港和911的历史先例,两党形成一致对中,对中国而言这是最不利的局面。

然而,跨国产业资本可能想法和政界不同,跨国产业资本需要在疫情之后,借助尽可能多的市场来恢复元气,中国是疫情最先爆发的国家目前又是经济秩序最先复苏的国家,这一点具有强大的诱惑力,苹果公司2月份就表示不会把产业链撤离中国,德国大众也寄希望于中国汽车市场率先恢复来减轻自己在欧洲疫情下停工的损失,3M也频频抵触美国《国防生产法案》,把防疫物资均摊各国买好感,金融资本也不闲着,在美国股市连续熔断后,巴菲特发声会买入一家中国公司。如此产生一个悖论,疫情能让跨国资本和中国联系得更加紧密,在伦理上是不成立的,但是在现实中却可能成立。2020年疫情,是一次意外促成的底线试探,对全球政治忍耐力作了彻底的考验,如果这次全球疫情之后贪恋中国市场和产业规模集群效率而绥靖,说明中国在战略上是成功的,这就类似于奶头乐理论的国际政治版,各国会满足于中国体制带来的经济效率而选择忘记疫情创伤。

中国疫情期间,美国医疗器械和药物短缺不是特别严重事件,严重事件在于,美国面临中国在医药战略物资储备上的排他性竞争,以及医药基础原料生产的垄断和截断战略,垄断是价格垄断,截断意味断供,有价无市。这反映出美国由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的总统任期链里的严重失误。如果这还不能让美国反思,美国二战结束之前遭受重创后却能屡屡强劲反弹的体制已经不复存在了,美国医药工业产业链如果支离破碎,光有研发有什么用?法国总统马克龙也罕见批评美国前几任总统,培养出中国这个具有和欧美不同价值观的工业制造大国,削弱了欧美共同意识形态下的产业联合模式,马克龙同时还批评德国对欧盟成员国在经济援助上的冷漠,促使意大利和西班牙寻求外援,并被中国接纳成为一带一路的欧洲中转站,成为欧洲疫情最先爆发的国家,也是欧洲疫情最严重的的国家,而德国的回应也仅仅是用一架ICU专机施援意大利。随着疫情在欧洲大陆进一步扩展,法国马克龙已经右转并频频发炮,默克尔有苦说不出选择沉默。

疫情之后全球产业链是否调整,以及如何调整,取决于国际政治版块如何联合,目前有影响力的国际政治版块有法德为主体的欧洲大陆,英联邦,美国及其东亚盟友日韩,印度,东盟,只有在这些政治版块里达成共识,设立产业链转移的规划,并获得跨国的金融支持和担保,才能驯服跨国资本进行产业转移。特朗普虽然频频访问印度,但就美国和印度的双边联合,还不足以撼动跨国资本的意志。此外重塑产业链,还取决于各国民间总体上是否持有右倾立场,并愿意暂时牺牲本国工人的福利待遇,其实疫情已经让人们牺牲得更多。

写于2020年4月4日-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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