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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3中国谣言及美国政治正确

20-06-03

2020-06-03中国谣言及美国政治正确

19:27:13, 分类: default

近几年来,中国互联网的自由生态正在遭受破坏,腾讯QQ和微信借助打击传播谣言,对网络平台进行恐怖统治,让你在言论之前进行自我审查,提高言论的难度,从而达到扼杀言论自由的目的。

腾讯QQ和微信的秘密警察技法在于:

封号和封群的时候只告知你在传播谣言或者遭人举报,但是不告知你言论中的哪些内容触发了举报和封号。类似情况还发生在国内所有博客网站的内容审查上,当你提交文章时,网站后台只告诉你存在不能发表的内容,但不会告诉你具体是哪些词汇,哪些语言的逻辑关系阻碍了文章发表,于是你只能在几千字的文章中进行猜谜,最后都因破解概率太低而放弃发表;同样,腾讯QQ和微信不告知惩罚你的明确依据,目的是让你在言论之前进行破题概率极低的猜谜,最后因为巨大困难而放弃言论自由和传播言论的自由。所有申诉都是没用的,因为申诉人根本不知道就何具体内容申诉,只能就封号要求重审,这类申诉的裁决由于不透明,都被腾讯QQ和微信独享。

于是腾讯QQ和微信获得了超越宪法法院的言论审查地位,随时随地用人工智能进行言论审查,以自己的偏好来代替法庭复杂、透明、微妙的界定程序,这是一个庞大的秘密警察帝国运作模式,目的是规避宪法来统治人类思想。

这里其实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谣言是否该被惩罚,或者说,制造谣言,传播谣言,相信谣言,是否该被惩罚?

在一个五毛猖獗的群,我直截了当得回答:“我99%的言论不会经过实事求证”,这句话居然被五毛截屏,时不时拿出来作为反击工具,接下来我说,即便是我想说的100句话里,拿20%去求证实事,那都需要占据我一生的所有精力和时间,超越了人的生理机能极限,你要满足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的标准,你这一生就得疲于奔命地到处求证。
很多事个人能力是求证不了的,基于效率,本能会让你向公众询问和求证,于是你会被判定传播谣言。那么个人是否具有确认谣言的能力,不能确认是否就不能传播?实事恰恰相反,甄别谣言的方式,是最大限度地传播谣言,让谣言产生巨大的信息增值,从而激发社会舆论各种视角的思想碰撞,在思想交锋中提升人的思辨能力去辨伪识真。造谣,传谣,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几乎是刺激我们人类思维逻辑成长不可缺的部分,科学推理首先基于假设,假设是不是制造谣言?此外对政府提出质疑是不是谣言?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公众对政府的质疑都不具有具体性周密性,都是碎片加联想,很容易被定性为谣言,然而政府依然具有答辩质疑的积极义务。

我是否有权相信谣言?我们来看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是截然不同,任何时候都存在至少其中一方在相信谣言的状态,而且大部分时间处于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会放弃立场的状态。很多人认为民主制度是为了妥协,妥协其实是概率最低的一种结局,民主制度最大的功能是服从程序正义,也就是服从,人可以固执己见,可以一生保留对一个谣言坚信不疑,但必须服从民主程序或者法律程序下的裁决。

相对于全知全能的神,凡人是无知的,但人人都有表达这种无知的权利,古人类几万年的进化历史,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禁止言论,而建立了复杂伦理观和价值观的现代社会,谁又有神的资格以无知去禁言同类?

第二个问题:谁有谣言的裁决权?

任何个人和集团,在立场上都是偏向自身利益的,所以这个世界上只有精心构筑的法律程序能代表正义,其他任何人和集团都不具有超越他人的道德,也就不具有当然的谣言裁判权,政府就不会指鹿为马吗?腾讯QQ和微信这些网媒平台本身不具有言论审查地位,而且以政治的角度看,任何承载现代言论的网络平台,获得执业资格的前提之一,就是保证自己隐身人的消极义务,既网络平台是人们的窃窃私语的隐私场所,网络平台应该扮演非告密者的角色,而今,网络平台人工智能和客服个个都在代替法庭现行释法,这是违宪。

绝大部分谣言的存在是一种生活状态,只有部分切实侵犯到具有个人和团体法定权利的谣言才应该受到制裁,但是这个适用民不告官不究的原则,同时依然必须走法律程序,履行三公(公开、公正、公平)原则,这是腾讯QQ和微信的违宪要害,如果公开引发封号和封群的内容,一旦被诉诸法律,腾讯QQ和微信疲于奔命,就轮到他放弃审查了。当然,中国还有一招,法院不受理违宪审查,或者拖延时间,免于庭辩,因为很多封群封号的依据是上不了台面的,直接和宪法冲突。目前网络平台封群封号,其实是处于灰色地带。

谣言,本质上讲,在没有经过司法程序判定之前,应该以疑似谣言来定性。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侵权并造成严重伤害后果的谣言才会走司法认定程序,出于对程序正义的尊重,这部分确定的谣言,才是需要禁止传播的。由于人认知的有限性,我们大部分时间在制造谣言,这不是法律问题,这是人的生理机能问题,所以制造谣言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自然权利。最后,出于个人立场和性格的不同,我们依然具有相信谣言这种静默的权利。

不适用于言论自由权的,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危害言论自由本身的言论,即任何初创规则的内容里不能包含毁灭自己的内容,言论自由框架内不能包容反言论自由的内容。任何进入公共言论场所的人,必须在言论自由上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具有现行扼杀言论自由的个人和团体,本身就该被排挤出言论平台,人体要保持健康就得不停地排毒。

一种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一种基于肉体和精神压制乃至消灭的政治斗争,阶级宪法是代表某个阶级利益,阶级斗争环境下适用言论审查,只是一个社会到了这个地步,说明矛盾处于不可调和的状态了。同时我要问腾讯QQ和微信,实行如此广泛的言论审查和惩罚,是因为政府和人民处于阶级斗争状态吗?

政治正确下的种族隔阂深化

侵犯言论自由的,未必是基于独才者的统治理念,相反民主体制下的政治正确也可能会侵犯言论自由。我们可以收集一套种族歧视的言论来设立言论禁区,因为言论是有逻辑可寻的,可以被精确定性,比较容易剔除误解成分,然而如果把种族歧视由言论扩展到词汇,那就大大扩展了种族歧视的攻击范围,有个别词是具有歧视成分,但有些词具有历史继承性,有多义性,有习惯性,需要结合语境理解,同时,一个人说出一个词汇的时候,要比说一段话来得更加少于思考,当防范种族歧视逼迫人逐个词来自我审查的时候,人往往因为思维困难而放弃交流,毕竟人人都不可能达到律师的水平,也没有这个甄别精力,为了避免陷入种族歧视陷阱,最终会造成种族之间的交流趋于疏远,这个和我们消除种族歧视的初衷背道而驰。人类交流是向着越来越直接和便利化发展的,语言和措辞也是如此,在繁琐的政治框架约束下,人会选择言不由衷、词不达意,种群之间的交流会越来越虚伪,外交辞令不是个好的交流方式。所有在种族歧视上超越常理的政治正确,会让人反复回忆历史,造成越来越深刻的悲剧角色自我认定,由此神经质地恶意面对现在发展中的种族交融,这不是在创造一个没有种族隔阂的未来。

我推崇这样一种思维,法官在判例上权衡的原则是,对社会行为是否有好的引导效应。在这里我谈谈美国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黑人弗洛伊德死亡的案例。案例本身的性质是没有什么可谈的,事件正常演变是进入司法程序,配合一个以黑人为主导的陪审团。问题的根源不在这里。

法律不可能100%杜绝某一类犯罪,很多犯罪源于基于场景下的情绪问题,人具有七情六欲,如果要求每个人都不会犯罪,只有一个办法,在大脑里植入芯片,以程序控制情绪,类似《机械战警》,但是这样的人已经不是上帝创造的那个人了,没有情绪,人类很多个性就无法激发,其中包括正义的,也有邪恶的。所以美国白人警察对黑人暴力执法总是存在的,关键要看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这是一个综合指标,而不是个案。我们需要知道一点,某一类犯罪从1%压缩0%,其代价是巨大的,边际成本递增规律,成本是非线性增长,然而如果某一类犯罪实行0%突破,轻而易举。而且如果这种0突破能带来巨大的政治收益,为何不能人为去制造一件呢?绝对是最有效率的政治策略。如果赋予一件小概率事件于巨大的政治意义,奥巴马和小布什的言论正是这样勾画的,那么为何不人为地隔一段时间就去为政治献上一份黑人的生命?类似印加帝国式的活人献祭。不要低估人类的残酷性,很多生物灭绝于人类是由于自身能带给人类巨大的价值。

如果要100%杜绝美国白人警察对黑人暴力执法,我们会找出的最佳办法是,白人警察处理白人的案件,黑人警察处理黑人的案件,然后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雇佣更多的警察,我们会发现当白人警察路过黑人犯罪现场时会采取消极应对,然后渐渐,在效率驱使下,按照种族聚集成社区,按种族配备同族警察又是效率最高的。即便如此,弗洛伊德能够减少死亡概率吗?黑人是否死亡率就会下降?消除种族歧视,促进种族交融是否在向好的趋势发展?狂热的政治其实不是政治理性,而是政治病态,病态的不可能是正确的。

如果在一次不同种族的冲突场景中,造成其中至少一人死亡的后果,就得以一次大暴动来解决问题的话,那一个国家是否能承受这种代价?同时,法律的意义又何在?人们走上街头的唯一原因,法律已经死亡,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种理由需要街头暴力来解决问题。随机的小概率事件,不能以必然的事件来定性,奥巴马和小布什很明显是借题搞政治斗争,总统是个凡人,不要以为他能控制一个随机的小概率事件,同时也不应该从一个小概率事件来推翻历史发展的成果。政治斗争言论中的特征是:没有建议的批判,没有建议是因为对付小概率事件,除非具有无限的联邦资源,否则总是存在的;而带有政治斗争意图的批判,却加深种群的悲剧角色自我认定,从而造成对国家认同的倒退,民主党玩火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

写于2020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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