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群像与处境：局外人/荒诞 I

默尔索是一个机关里的小职员，庸庸碌碌地干着日常的工作，无碍于任何人，充其量只是个对生活态度漠然、缺乏激情的人，然而由他母亲的去世为导索，却将他引致了一条为他人所共弃同伐的不归路。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小说就这样简单而突兀地开了头，而这个开头却与《安娜 卡列尼娜》的开头以各自的方式同样著名着。接到母亲去世的电报时默尔索没有哭，就是在母亲下葬时也没有哭，他不要求打开棺材看看母亲，还在棺材前抽烟、喝咖啡；更有甚者，他竟在此后的第二天就去海滨游泳，和女友去看滑稽影片，并与她一起回自己的住处。这个古怪的人对什么都无所谓：对莱蒙的友情，他认为“做不做他的朋友，怎么都行”；面对玛丽关于爱情的询问，他认为“这种话毫无意义，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大概是不爱她”；老板要派他去巴黎开设办事处，他却认为“怎么样都行….什么样的生活都一样”。一天，有个阿拉伯人威胁他，尽管他极力避免闯祸，但在骄阳烤炙下他感到头晕目眩，于是向对方开了枪。因为阳光而杀人，连默尔索自己都觉得有欠说服力，隐藏在突兀的开头里的荒诞感至此再也无须掩饰了。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默尔索完全象个局外人似的出了庭。加缪曾把《局外人》的主题概括为：“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而默尔索的防卫杀人恰好成全了这条不成文的社会法则的惩罚欲望，因而当检查官指控“我控告这个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时，显现的与其说是法律胜利的曙光，毋宁说是社会法则满意的微笑。默尔索确实犯了杀人罪，而整个诉讼过程却始终纠缠在社会道德准则的对与错上；默尔索的罪或许是应该判死刑，却不该是以道德法庭的罪名。可事实上默尔索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什么也没觉悟到，什么痛苦也没有，也不专门去议论什么东西，而且更主要的是，并不感到愤怒”（* 叶甫尼娜《评法国现代派小说》，第61页。），甚至对自己被判死刑也毫不动容，当然就更难以见容于这个一切都有着所谓法则的世界。对他的判决，作者越是想让它显得冷静而合乎情理，就越是充斥着荒诞感与莫名的恐怖感。

加缪在《局外人》美国大学版前言中说：“书中的主人公被判死刑，这是因为他不懂得照章办事。他不愿说谎……说谎，这不仅要说事情不是这样的，而且还要、特别是要说事情是如何如何的，牵涉到人的心理方面，还要说自己所没有感觉到的东西（….）。在《局外人》这部小说中，读者大概会看到这样一个人，他并没有什么英雄姿态，但是为了追求真实，他情愿死去。”（* 米歇尔 莱蒙《法国现代小说史》，第329--330页。）事实上默尔索是被社会判了死刑，但推究起来又何尝不是他事先就判了这个他身处其中且不得摆脱的社会“死刑”呢？他看到了这个外部世界不过是罕见的一堆愚蠢的偶然性，充斥着无缘无故的行为和冲突，这些东西可有可无，不受任何制约，同时也不会引起什么后果。人同没有意义、没有出路的荒诞的周围世界之间的脱节是没有希望克服的（默尔索与社会互不理解），人与人之间的脱节也是如此（默尔索与爱人、朋友也无法达到理解；他的邻居萨拉玛诺甘愿与狗为伴），甚至人自身也存在着前后脱节（默尔索因无法理解母亲而将她送入养老院，却在死刑前自认完全理解了她），这种种的脱节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默尔索的那些不合常理的行径——对弥补这些脱节彻底丧失了信心，索性自逐于社会规则之外。文末默尔索宣布：“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只有认识到自己过去的生活乃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而现在及将来也不会再纳入其中，“幸福”的论断才可能成立。由此可见，默尔索是看清了人与世界不可弥合的分裂状况，清醒地先于社会对他的抛弃而背离了这个社会，充分承认了生活的荒诞性，这种自觉具有蔑视及反抗的内质，只是蔑视及反抗的对象仍难于确定。同样，西绪福斯是在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命运后，如默尔索坦然接受死刑般地承担起推石上山的苦行，才被加缪肯定为“幸福”的。

萨特在论及《局外人》时，提出当代作家的一个通病，即“沉默迷恋症”，“其原因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沉默乃是语言的最纯正的方式。只有懂得如何说话的人才能缄默不语”（* 萨特 《"局外人"的诠释》，第42页。）。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也引用了克尔凯郭尔的话：“保持沉默的最可靠的作法不是闭上嘴巴，而是开口说话。”他还补充说：“男人的丈夫气概并不体现于言辞，而是体现于沉默。”加缪将对“沉默”特质的激赏切实地贯彻在了对笔下主人公性格的刻画上。默尔索从头至尾都不是个多话的人，他的言辞往往简洁异常，甚至有无聊干涩之嫌，而他在被判死刑后大段的复杂微妙的思索、对神甫信仰的严厉批判，又无不闪烁出睿智的光芒。因而莫里斯 布朗肖曾评道：“这个局外人之于他自身，仿佛是另一个人在看着他，在谈起他……他完全是在外边。他看来越是少思想，越是少感觉，越是对他疏远，这样倒反而越是他自己了。”（* 米歇尔 莱蒙《法国现代小说史》，第330页。） “沉默”在作为默尔索下意识的反抗手段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充当了其性格表现的必由之路，这倒是应了海德格尔所说的，“沉默是另一种发言” ；类似的，加缪尝试着极度精简甚至放弃经典的语言叙述模式，却使作品透露出无尽的言外之意。正所谓“大音希声” ，有时走向极致即走到了反面，这种情形在这里十分有意思地出现了两次。



(毕业论文-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