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界定与当代价值评估

上世纪90年代以降，国学开始在中国复兴。之所以说国学开始“复兴”，是因为它本身并非新生事物。无论考其名还是究其实，国学都已岁逾百龄了。问题是：时下语境中的国学究竟何指？它和传统意义上的国学有无异同？当它不再只属于学术圈而日益成为“人民生活中的日用品”时，其存在形态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当下中国人应该推重什么样的国学？又必须警惕、反对什么样的国学？

　　窃以为，国学是和西学相对的一个概念。21世纪语境下的国学，实际上可以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个门类。广义国学指的是中国传统学业和传统学术；狭义国学仅指中国传统学术即“国故”。

　　从现有资料看，梁启超应为20世纪“国学”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作为西风东渐的应对物，国学是一个与西学相对的概念。国学最基本的质性，是中国传统学术；国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的主体研究方法，是形成于中国本土的传统研究方法。早期国学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以及稍后的陈寅恪、闻一多、郭沫若等，是近、现代史上的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他们提出国学的概念并在这一研究领域作为颇多，并非抱残守缺的表现而出乎一种相当理性的民族文化责任感和学术生态意识，即重视中学又不薄西学。所以，其国学成就既是对中国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的承继，又是对后者的超越。20世纪前期的国学，既具有传承中国固有学术文化薪火的性质，又显示出强固本体，吸纳客体，拓宽屋宇，再臻新境的开放性特点。这一特点，使它的总体品貌，和汉、唐、宋、明、清各代的学术研究有了一定的区别。

　　20世纪40年代以后，“国学”一词渐不流行。国学的研究工作，固然从未中断，且不无拓展与深入，但总的态势不够张扬而显得比较低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比较复杂。至近20年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国学才又“添酒回灯重开宴”，且日益“乱花渐欲迷人眼”了。这种局面的形成，至少缘于三重原因：一是国学本身生命力的坚久。二是中国国力强大以后，参与全球文化竞争的课题提上议事日程，传统文化的固本开新显得极其重要。三是近百年的社会变迁证明，中华传统文化并非全是糟粕。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学术中的优秀部分，具有现代社会的大可利用性。漠视甚至拒斥这种利用，和漠视、拒斥对异域文化、学术的利用一样，是不智的做法。

　　正因为如此，国学在现时的再度“红火”，就不是一种偶然的社会现象而具有相当的情通理顺性质。但必须看到，当下的国学，事实上已与20世纪初期及上半叶的国学不尽相同了。从各种渠道检索时下国学的有关信息，可以看出，国学这一概念的指称范围已较数十年前大为拓宽，20世纪上半叶的国学主要指中国传统学术，时下的国学则是中国传统学业和中国传统学术的总合。窃以为，国学概念内涵的这一变迁具有积极的意义，它使国学具有了更广泛的群众性、基层性和普及性。传统国学，多是学人圈子里的事情；今之国学，却具备了对于闾里百姓的亲和力。当下的国学，似可这样分：

　　国学：中国传统学业、中国传统学术

　　中国传统学业：蒙学、小学、书法、国乐、国画、经学、史学、文学、算学、天文、地理、历法、中医……

　　中国传统学术：国学六艺、诗赋、兵书、术教、方技（刘歆分法）

　　考据、义理、辞章（姚鼐分法）质测、通几、宰理（方以智分法）经、史、子、集（纪昀分法）……

　　国学有着深厚的根基和优良的传统，国学的价值不应被忽视，国学应该得到发扬光大，国学可以为两个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服务，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但是，笼统地强调当代国学的价值和意义，也容易导致认识和操作上的某些失度、偏执或迂阔化、庸俗化倾向。笔者以为，无论讨论国学，还是推动国学建设，都应在国学的价值认识和利用方面把握以下几个基本尺度：

　　第一，国学与西学的关系是相对的而不是对立的。前者与后者既有相异的一面，又有相同、相通的一面，即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钟书《谈艺录?序》）。对待国学与西学的正确态度，乃是两者双重而不是用前者对抗后者。国学与西学的优势互补，才是人间正道。

　　第二，国学是一个文化共生矿，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批判地继承传统学术文化遗产，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方是科学主义的立场。以《论语》为例，孔子观点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以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君子和而不同”等等，确是高明的见解，至今并不过时，但其“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之类言论，都是错误的或不具备恒久真理性的说法。取其正而弃其误，至为要紧。同时，必须警惕形式主义的“国学”，如着长袍马褂，以打拱作揖“行礼”之类；抵制“江湖国学”，如占卜学讲座、风水讲习班之类，反对复古主义的“国学”，如鼓吹恢复科举取士制度、复兴文言文等。

　　第三，弘扬或曰复兴国学，必须合乎时代价值取向的目的性。重视国学建设的大宗旨，决不是为了炫耀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浑浩”，更不是为了满足“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的病态虚荣心，而是为了在合理继承、开发、利用传统学业、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并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成果。

　　第四，传统国学的优势，主要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当代中国人应该有勇气承认，中国传统学业、学术，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建树，整体上是逊色于西方学业、学术的，即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学亦并非在所有领域都占尽风流。倒如逻辑学、纯粹思辩学、经济学、语法学的不够发达，便是不能回避、回护的事实。明长知短，才能扬长补短。有人强说中医比西医高明，国画较油画有品位，是没有多少道理、经不起诘问的全称判断，殊不足取。

　　第五，国学的前景可以乐观，但如何提升、拓展、创新，使其健康发展，有赖当下中国人与未来中国人的偕力并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支持、引领与知识界人士的参与、把握至关重要。

　　第六，香港与澳门的回归，是中国20世纪的重大事件之一。但大陆与台湾的统一，仍是一个尚待中华民族措理、解决的世纪性大课题。就目前情况看，制度的统一，很难在短期之内实现，而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又是历史和时代的大势所趋。国学的复兴与不断发展，是一种强大而持久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维系力。对于海外的炎黄子孙而言，“祖国”实际上是由两个实体组成的，一是作为地理政治实体的中国，一个是作为母土文化实体的中国。母土文化实体的中国的具体存在形态，正是中国传统观念、中国传统民俗、中国传统学业和中国传统学术四个方面。这是当代国学的又一重要价值所在。

　　作者资料炜评本名刘卫平，西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国西部作家研究中心主任，陕西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国内报刊上发表论文和文学作品1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