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与《夹边沟》

11-07-29

Permalink 19:05:11, 分类: 历史的遐想

反右运动与《夹边沟》

“我的电影世界”之四:反右运动与《夹边沟》

(一)现实
这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历史题材的批判现实主义电影,将来很可能被禁映。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谢晋导演的《天云山传奇》中侧面反映了反右运动历史的影片后,并无同类影片问世,《夹边沟》则直接面对了这场文革前最大的政治运动及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
相对于目前中国电影批判精神缺乏、参与现实缺乏、而古装片、歌颂片(主旋律)、娱乐片、无厘头片充斥市场的现实,《夹边沟》所达到的思想深度、历史感与精神震撼力是一般中国影片所缺少的。
从现实来讲,经济的高速发展的同时,一切经济挂帅做法的直接后果导致了腐败上升、道德失序、社会溃败,由此,左的东西又死灰复燃,以新的形式大行其道,这恰恰证明反思历史,特别是反思文革及反右等历史运动教训与左“祸”甚为必要,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对左“祸”的反思是相当不足且不彻底,并人为设定了不少禁区,最后,在发展经济的旗帜下差不多已忘了反思。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有时,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事实上,1957年反右运动的受害者都是因言获罪,这场运动最后演变成迫害知识分子运动;而1960-62年的大饥荒起于大跃进、上假下瞒的高指标,并称为“三年自然灾害”,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称大饥荒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实际上那几年并无大的自然灾害,就是十分人祸所致,而以“失误”概括之是难以服众的。

(二)影片
《夹边沟》(英语名:The Ditch;法语名:Le Fossé)电影导演为王兵,他以纪录片《铁西区》而闻名。该片从2004年起筹备,直到2010年才完成后期制作。该片终于以“惊喜电影”的身份,最后一刻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获得不俗的口碑,评价正面,在众多欧洲媒体记者和影评人的笔下,“陀思妥耶夫斯基”、“集中营”、“索尔仁尼琴”及“古拉格群岛”等词汇都被频繁用来解读该片。
“夹边沟”,和“古拉格群岛”、“奥斯维辛”一样,是一个地名,也是一个事件、更是一段历史,一段事后人们无法想象也无法承受的残酷历史。
历史背景:1957年10月到1960年12月,位于甘肃酒泉戈壁滩里的夹边沟劳改农场,三千多名甘肃省“右派分子”被遣送到此,接受“收容”、“管教”、“劳动改造”。严酷的阶级斗争和到来的大饥荒很快把这里变成人间炼狱,农场内一半以上的“右派”因饥饿而死,包括北平和平解放的傳作义之弟傅作恭。1960年12月,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在兰州主持召开会议,“纠正极左路线”,“抢救人命”,幸存者才得以从61年1月后陆续遣返原籍。
尽管在随后的20多年里,当时被草草掩埋的众多尸骨频频暴露于野,引发了当地农牧民的持续反映,但这起事件,长期以来被“遗忘”了。直到2000年,甘肃籍天津作家杨显惠经长期、大量第一手的当事人访谈,陆续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系列纪实体小说《夹边沟记事》之后,夹边沟事件才重新被“发现”,反响巨大,更被视为21世纪以来中国最重要的纪实文学创作,而《夹边沟记事》一书累计印量超过30000册。
影片中,土木建筑教授因提议无产阶级专政改称全民专政而被打成右派,上海的董医生不顾家人及妻子反对来支援大西北,被打成右派,这时才悔不当初,连红烧肉也没吃过的农民因时土改不满被土改工作队定性为“地主”而遣送到此,靠打小报告的人结果被打成“右倾反动分子”,甚至在专政机关工作的公安干部也被打成右派。
大漠、戈壁、1960年隆冬。知识分子、教授、医生、干部等。无食品、无药品、无家信,有的只是重体力劳动、每天每人只有250克或更少的口粮、衣衫褴缕,有的只是法院的离婚判决书、政治上划清界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只是睡地洞、走不动路而爬行、饥寒交迫,有的只是吃野菜、吃老鼠、吃肚胀的虫子、挖坟地吃死人肉及心肝肺、甚至吃别人的呕吐物中的残渣(注:难以忍受的观看),一只浪琴手表换不到几斤吃的,而农场场长却能呼呼吃面。
教授死了,丢在一边,大多数死者用棉被包一包,抬走,沙滩上就地草草埋了,场部只登记死亡,不管尸体入土与立坟立墓、实际上,死人的衣被己取走换食品,部分尸肉被人剐走吃掉。
老董在死前写信给在上海的妻子伪称要调走了,妻子千里迢迢来看他,老董已死了七八天了,同室小李不忍告诉她尸、坟所在,实际是老董衣被扒光、光尸丢在沙滩上、尸肉被割走。老董妻子找场部却被拒,她撕心裂肺地说:“你们伤天害理啊”。最后,在小李帮助下,老董被火化,妻子带走了骨灰。之后,小李也逃走。
由于人死得太多,领导决定遣送这些右派分子回原籍保命,但“饥荒过后,还是右派”。
一部中国版的“古拉格群岛”。
经典语汇:“想一想眼前还怎么活吧。”“你走不出去了,大家谁都走不出去了。”“活人总比死人重要。”
该片视频:http://www.56.com/u11/v_NTk5MTkzNzY.html

(三)历史
反右运动,全称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运动。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党内外均积极影响,有些意见是制度性变革或体制性改革的意见,对此,毛泽东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决定“引蛇出洞”,其中,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被称为最著名的三大右派言论。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结果,55万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主体是党员、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青年学生等,他们被下放劳动改造,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能活到沉冤昭雪的只有10万多人。
1962年,毛泽东又提出,右派分子列为阶级敌人的一种即五类分子,“地(地主分子)、富(富农分子)、反(反革命分子)、坏(坏分子)、右(反共的右派分子)”。
根据反右运动当时政治、社会、学术地位、影响大小和处理决定等因素,著名右派分子名单如下。
民主党派著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
少数民族著名右派分子:龙云(彝族)、欧百川(苗族)、马松亭(回族)、黄现璠(壮族)、向达(土家族)。
高级干部著名右派分子:沙文汉、孙作宾、欧百川、陈再励、李世农、杨思一、孙殿才、陈成义、程星龄、王毅斋、王翰、刘积学、陈沂。
自然科学界著名右派分子:金宝善、程士范、曾昭抡、王国松、袁翰青、钱伟长、雷天觉。
社会科学界著名右派分子:陈达、李景汉、吴泽霖、潘光旦、马哲民、钱端升、吴文藻、吴景超、谭惕吾(女)、沈志远、王造时、费孝通、王铁崖、陶大镛、雷海宗、王重民、陈梦家、陈仁炳。
文艺界著名右派分子:丁玲(女)、冯雪峰、陈企霞、宋云彬、艾青、萧乾、孙大雨、傅雷、姚雪垠、刘绍棠、流沙河、王蒙、钟敬文、穆木天、吴祖光、刘海粟、邓散木、庞薰?、江丰、丁聪。
新闻界著名右派分子:徐铸成、储安平、浦熙修(女)、陆诒、戈扬(女)。

(四)平反
大跃进的失败及大饥荒的来临,中央由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主持,1961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指示》,实际上,从1959年起已开始对部分右派分子分批摘帽,直至1964年,已摘了5批30万人的“右派帽子”,尽管这30万人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仍继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与打击。
文革结束后,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开始平反右派工作进程。胡耀邦认为,必须对反右中的冤假错案予以彻底的完全的平反,但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统战部、公安部的请示报告,发出《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中发[1978]11号)中,却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持此定性。
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工作告一段落,曾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平反,但仍有极少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级右派分子5名:原《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原《文汇报》罗隆基、原民盟中委彭文应、原《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原民盟中委陈仁炳,以及各地认定的右派分子,总计不足96人,留有尾巴。其中,彭文应至死未认错,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
1989年后,反右运动除了官方叙述外,其他论调一律被视为禁忌,较为著名的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等书也被禁止再版。
2005年后,数位前右派人士与其家属写信要求彻底平反右派,即正式公开道歉,明确宣布反右运动错误,并非“扩大化”,并予以赔偿,开放言论禁区,提供反思历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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